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静 路董萌
“梅姨”这个名字，申聪小时候就听过，那是大家用来吓唬小孩的“恶魔”符号。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传说中的人，真实参与了改写他人生命运的那场拐卖。
时隔20余年，“梅姨”终于落网并被提起公诉，这桩牵动全国的拐卖儿童案迎来关键节点。但受害家庭的创伤仍未消散，申聪和父亲申军良以及一众受害者家庭更关切的问题，落到了“梅姨”将如何量刑，更多隐匿的“梅姨”们如何被法律审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对话申军良、申聪
9个被拐孩子仅3人真正“回家”
“那是失败的15年。”申聪这样概括被拐的日子。2005年，申聪在广州增城家中被抢，直到2020年才回家。那15年留守儿童的日子是如何度过的，他始终不愿提及。
最近，“梅姨”被提起公诉，有人问申聪，等“梅姨”被审判会不会让他有些许安慰。“不能。”申聪说，“因为被偷走的人生，没有人能为此买单。”
不能被买单的，还有父亲申军良的人生。案发时，申军良28岁。他是河南人，后来到广州打拼，拥有稳定高薪的工作、和睦美满的家庭，日子充满奔头。如今申军良49岁，他仍无法跟现在断层的人生和解，每每接受采访，都会提到曾经的高光。
孩子被拐，不只摧毁一个人，而是带给一整个家庭连锁反应。案发的那一刻，申军良的生活秩序轰然崩塌，他辞掉工作，耗尽积蓄，常年奔波在外，人生被“找孩子”“抓人贩子”彻底裹挟。申聪的妈妈患上抑郁症，申聪的两个弟弟从小缺乏父亲的陪伴。
申聪被找到后，跟其他被拐孩子一样，如何真正“回家”成了一个重大课题。申聪回家已有6年，弥合隔阂、修复亲情的煎熬和努力仍在持续。直到今年结婚，申聪才摘下口罩，面对镜头，愿意面对公众、袒露心声。
“梅姨”案目前已知的9个孩子虽然全部被找到，但不等于团圆。申军良一家已经算“幸运”，至少这个家是完整的。悲剧，在被拐家庭轮番上演，有的家庭甚至已经家破人亡。
有知情人士透露，9个孩子中，真正回家的只有3个。杨佳鑫于2004年被拐，两年后，杨佳鑫爸爸精神抑郁，最终自尽，只留下杨佳鑫妈妈。杨佳鑫代理律师张树建告诉记者，“杨佳鑫现在跟母亲不在一起生活，杨佳鑫被解救之后，已经无家可归了，她母亲也离开了杨家。”
还有多少隐匿的“梅姨”未被发现？
申聪说，“梅姨”一直是家里的阴霾。他回忆，年少时曾看到申军良贴的寻人启事，也见过“梅姨”的模拟画像。但他并不知道寻人启事上是自己，也不知道“梅姨”究竟藏在哪。
“梅姨”的归案，让公众看到了打拐攻坚的力量，也让人意识到职业化拐卖的治理难点。为什么“梅姨”能隐匿20余年？为什么像“梅姨”一样的人贩子这么难抓、难追查？
申军良透露，“梅姨”非常狡猾，作案极具隐蔽性，她长期使用假名，频繁更换居住地。“她实际面容并不可怕，只是眼神凌厉。”此前不少人质疑“梅姨”是否真实存在。申军良反复提及，“那两年我特别痛苦，说我无中生有。”
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刘长曾参与“张维平拐卖儿童案”的二审。刘长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这些被拐儿童的案件多发于20多年前，且案发的地点都是工厂、出租房等流动人口特别密集的地方，作案留下的痕迹特别少。受当年技术手段等条件的限制，警方想要在茫茫人海中准确找到“梅姨”，确实会面临很多困难。
记者咨询山东隆湶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富民律师，他表示，第一，身份去实名化。“梅姨”长期持有多重身份，使用化名，同居男友未见过其身份证、没拍过照。第二，犯罪环节隐蔽。她单线联系、交易即断联，全案一度仅靠张维平的口供指向她。她以“说媒”“介绍收养”伪装，把贩卖包装成“送养”，买方家庭不报案，很难发现犯罪线索。第三，生活轨迹隐蔽。她流窜多地，隐入城中村，难以留下金融与住宿记录。第四，侦查手段受限。案发时监控及人脸识别未普及，模拟画像失真，追查长期停滞。
李富民分析，这种隐蔽性、职业化、流窜化的作案模式是拐卖儿童犯罪的典型特征，也是更多“梅姨”难以抓获的重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职业化、惯犯型人贩子，出狱后重操旧业，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打拐工作长期面临的痛点。
本案中张维平曾因拐卖儿童罪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再次实施拐卖儿童违法犯罪。另一起广受关注的拐卖案件，拐卖杨妞花的人贩子余华英也多次犯罪，最终她被指控拐卖儿童人数共17人，涉及12个家庭。
时至今日，仍有像杜小华等无数家庭奔走在漫漫寻亲路上，更多隐匿的“梅姨”仍待被深挖彻查。
人贩子量刑争议与赔偿困境，打拐体系待进一步完善
申聪和父亲申军良更关心“梅姨”将如何被量刑。申军良获悉，“梅姨”今年65岁，他不再担心年龄因素对量刑的影响。但“梅姨”是中间人还是始作俑者？申军良说，张维平曾供述，他将拐来的9名儿童全部交由“梅姨”完成买卖，“梅姨”多次催他去“搞”孩子。申军良及其代理律师刘乃嘉认为，“梅姨”在拐卖链条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将其定性为普通中介。
拐卖儿童罪的量刑受哪些因素影响？李富民分析，“梅姨”在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不受追诉时效限制，潜逃二十余年仍应依法追责。具有拐卖3人以上、集团首要分子、暴力绑架、偷盗婴幼儿、致被害人或其亲属重伤死亡等八种加重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未满75周岁，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不排除适用死刑。在共同犯罪中，“梅姨”中转、介绍即构成本罪，若系链条枢纽、掌握买家渠道、作用不可或缺，亦可认定主犯，直接决定刑期上限。而采用暴力、胁迫、麻醉绑架、偷盗等方式拐卖婴幼儿等，以及发生致被害人或亲属伤亡、精神失常等危害后果的，均属加重情节。但买卖金额与获利情况并不决定刑期，仅影响罚金、没收财产及违法所得追缴。
拐卖犯罪屡禁不止、陈年积案难以清零，除了作案隐蔽、追查难等因素，量刑尺度也是舆论与法律界持续讨论的话题。《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基础刑期为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但司法实践中，量刑适配难题始终存在。
申军良父子还将向“梅姨”提出民事赔偿。申军良表示，“我更多的是，希望大家知道，一个孩子被拐之后，对这个家庭的打击和损失有多大。”但对方民事赔偿能力有限怎么办？刘乃嘉表示，“我们不一定能拿到多少钱，但一定要提出民事赔偿。”
多年来，被拐家庭的民事赔偿同样亟待破解。受害家庭耗费财力、物力寻亲，承受精神创伤，但最终能获得的赔偿有限。李富民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赔物质损失，包括寻亲费用、交通、误工、医疗费等，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目前已公开的判例金额普遍偏低，余华英案判赔每名受害者3万元，多数案件实际赔偿低于5万元。
李富民建议，建议重构全链条反拐治理体系，对拐骗、运输、中转、贩卖、收买乃至伪造证件、虚假亲子鉴定等帮助“洗白”身份的每一个环节均严肃追责，全额追缴违法所得；压实网络平台的审核与举报责任，打通出生医学证明与户籍系统的跨省核验；同时把受害家庭的寻亲支持、心理康复、赔偿救助纳入救助范围，使犯罪链条上没有一个环节可以获利、没有一个受害人被制度遗漏。
“梅姨”案，不止是一个人贩子的审判。当年被拐卖的申聪如今已23岁，他足够坚定，想和父母一同在法庭上直面“梅姨”。“我相信法律会对她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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