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陶渊明的遗产》|农事与健康（四）：“劳心”和“劳力”

前言

这是一部录音整理稿。2014年秋天，万松浦书院的学员朋友们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展开了集中的研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笔者参加了七次讨论，发言时间共计20余小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正好借此机会交流阅读陶诗的一些体会，表达长期以来对陶渊明生活与艺术的由衷喜爱。

濂旭先生对发言录音做了仔细订正，并核对了引用的全部诗文，为形成完整的电子稿付出了大量心血。洪浩、爱波及吴兵先生又分别审读全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这部书稿目前的面貌。

这不是关于陶渊明著作的考辨，不是具体的诠释研究，不是学术文字，而仅仅是一个读者的感言与赏读。这些文字由于是在讨论对答中产生的，所以成书时需要拟出题目，归类订改。但尽管如此，也仍然留下了诸多缺憾，在此诚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张炜  2015年8月19日

第四讲：农事与健康

“劳心”和“劳力”

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儒家观念，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而我们都熟悉的“劳心者”的形象，往往都是孱弱苍白的。他们与“劳力者”分得太开，这既是一个特征也是一个弱点，而且严重影响了作为“劳心者”的人格健全和精神力量。鲁迅曾这样嘲弄古代文人的病态：“吐半口血，由两个侍儿扶着走下台阶去看秋海棠”。“苍白”与“劳心”几乎成了一回事。这同现代西方人的观念好像不太一样。西方知识分子往往以晒黑皮肤的野外活动为荣，至少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人士，他们是以追求野性和强悍为傲的。

在传统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有人把“劳心”和“劳力”划为不同的社会阶层。这两个不同的阶层有高下贵贱之别，“劳力者”往往被视为工具，“劳心者”则视为使用工具的一方。这种划分虽有巨大缺陷，但看上去仍有显在的道理，常常难以颠倒过来。问题是“劳力者”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又是一个“劳心者”，或者正好相反？二者的身份一旦统一在一个人身上，那种传统见解立刻就显出了单薄性和荒谬性。特别是到了现代高科技时代，很多时候是脑体不分的。大量的工作很难区分脑力和体力。高科技的先进工具使体能消耗越来越少，而与此同时，精神抑郁的“劳心者”反而增多了。

比如耕作使用机器，日常的许多工作都要操弄电脑。这些事项都需要专业技能训练，运用复杂的智力，同时又要不停地磨练身体。人处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下，到底是一个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有时候真的不好区分。

当年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主张人要多做一些手工。他本人出身于大富贵之家，有很多钱，没有物质忧虑，立志去搞哲学。这个时候他反而要思索很多脱离物质的形而上的东西。从过去到现在，我们会看到一些大哲学家，他们当中虽有贫困者，但很有一些人出身于没有物质之忧的家族，成为所谓的“治人者”，他们的确用思想影响了很多人。他们探索生死，探索人和宇宙间许多重要的原理和奥秘，在努力改造世界、认识世界这个方向上走得很远。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当然是“治人者”。他们这个“治”不是发出行政命令，而是影响和改造人的精神，启迪人的智力，甚至一般的“治人者”还要被他们所“治”，是这样一些高妙人物。

然而即便像维特根斯坦这种人，也主张让人接近具体的现实生活。仅仅在斗室里跟知识分子、跟同类不停地周旋和磨擦，让他很厌烦，认为这里是“缺乏氧气的地方”。的确如此，一个人自身制造“氧气”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提倡人要多做一些体力工作，一些具体的手工活计，与众人接近。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不是躲在后方，而是上了战场。他认为这种现实当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可以摆脱和旁观，而需要亲历。他把战争视为现实生活中可以触摸的、来自形而下的具体启示，这一切对于人的高级精神活动、对于“治人者”的精神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战争对人性有巨大的催化和提炼作用，这种作用能使一个“劳心者”变得更有高度，更有力量，从而更加走入偏僻、精微、奥妙的形而上的世界。战场说白了也是一种“自然”，不过它是一种残酷的“自然”；它也是一种现实，但它是一种特别的可怕的现实。

相同的道理，陶渊明的田园即可视为“更有氧气”的地方，这里的具体“手工”，将使他原来所固有的那些诗的才能和文字表述力，包括他对社会治理所具有的理想和设计等，发生奇妙的对接，并产生一些矫正力。在这种现实当中，对于那种“心”的纯粹运动的反拨，都是极其重要的和微妙的。客观上，一个不能够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人，不仅身体是软弱的，思维也会走向软弱。

我们不得不说，在现代城市生活当中，那些奔波劳碌、晨昏颠倒、思维恍惚的所谓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所创造的怪异的艺术有一个逻辑依据，就是变异的畸形的现实生活本身。如果他们想从这种思维逻辑里解脱出来，回到工业革命之前那种更为健康的艺术，那么仍然还得依赖比较原始的、不受现代科技染指的环境。

那样的大地在当今是越来越少了，但在魏晋时期尚有一片又一片的原野。这些可以是陶渊明式的，也可以是其他形式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可耕作之地，没有被重金属污染，没有被雾霾笼罩，是相当淳朴和宜于植物生长的。这就更加容易培育和感染在这个环境里活动着的人，更适合人的生长。所以单单从这个角度看，在当年他们这些人又是何等的幸运，他们的幸运表现在诗章里，甚至表现在全部的坎坷和痛苦中。他们的不幸全然不会表现为现代人那样的畸形和癫狂，仍然是在一种相对清晰可辨的范畴里，在“身”和“心”良性循环的路径上。

身与心

古代那些隐居山林的“隐士”，有的身隐心不隐；有的虽然身处荒山野外，口腹之欲并没有遏止；还有一些所谓的“隐士”不过是换了一个玩法而已。然而陶渊明绝没有那样的人生计谋，也丝毫没有什么玩的意思和心情。农民读书是为了挣脱土地，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所以从古到今，我们总会看到贫苦子弟拼命攻读，不惜代价。陶渊明则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他心里装了很多书，最终却要带上它们回家种地了。

亚里士多德也讲过人的分工，讲过知识人和体力人工作的区别和意义，但他将二者分出了高下，对体力劳动者仍然存在偏见。而苏格拉底觉得“农事”似乎是最可重视的，也是一种科学。卢梭常常谈到自然的教育观，比如人在自然中、在体力劳动中才会变得健康和健全。一个健康的社会，必要有身体与心理全都健康的人组成，而这样的人是一定不会拒绝体力劳动的，他们不回避阳光，不回避风霜雨露，追求体魄的健壮。在拥挤的现代都市里，人们身居高楼、穿行在地铁和隧道里，患抑郁症的比例是很高的。有人甚至说，在那些极其拥挤的地方，知识人当中每十个就有一个较明显的抑郁症患者。

今天的耕作者尽管已经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但他们中的抑郁症患者肯定要少得多，因为他们毕竟还有更多的机会见到阳光，与自然万物相处。土壤和绿色植物，开阔的天空，野外的风，这都是有助于心灵和肉体的基本元素。

将体力和智力对立的认识越来越有悖于现代社会，但实际上我们却依旧要把智力和体力作对立观。陶渊明的迷人之处，也在于智力和体力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使得智力更加有益于身体，也使健康的身体促进了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古代，这样的统一者在知识人那里总是少数，因为当时的知识远没有普及，文化人知识人是极少数，这少数人或者正在“治人”，或者正在想法“治人”。直到现在，能够让二者统一起来，一个人需要的自身条件和外部条件仍然是很多的，大概并不那样简单。魏晋时期可以找到“竹林七贤”中打铁的嵇康，但是他的打铁生涯持续了并没有多久，其他人好像也缺少这种扎扎实实维持日常生活的长期劳动记录。嵇康打铁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爱好和消遣，算是一种行为艺术。陶渊明这种极其务实的日常耕作，是大大区别于魏晋时期那些“隐士”和反叛者的。“田园”不是主人用来把玩的盆景，更不是他的身外之物。他在园中是每日辛劳的、化入其中的。

人的劳作目的通常是大不一样的，有的人为了缓解脑部疲劳，有的人则是日常生活所需，不劳动不得食。陶渊明这种以耕作为生的日常生活既不是一种实验，也不是一阵冲动，所以也就有了持久性和实在性。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缓解个人的劳心之苦而投入野外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就带有一定的虚拟性，而这虚拟性又会限制他的心灵收益。陶渊明在田园里是毫无侥幸心理的，他知道劳动意味着什么，知道这是打发自己后半生的事情。这一点他与农民的企图是相似的。他与农民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把土地上的具体操劳以及万物生长上升到审美的层次，他的知识构成，他的情怀，与普通农民终究还是不太一样的。

他固有的诗人情怀和智识元素，会在这场漫长的劳动中一点一点得到修正。令人惊讶的是，直到最后，诗人的那种审美力不但没有丧失，而且还变得更加盛大。如果说人的审美力是在生命一开始就被注定了的，是一种先天能力，那么形而下的劳碌虽然不会将其磨损一空，却会将其扭曲和改变。如果这种劳碌是健康的，那种先天的审美力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提炼和加强，使其变得更加飞扬有力。

陶渊明始终拥有一颗诗心。一般人处于诗人最后阶段的挣扎，差不多已经踏到了生死线上，是无法写下那些丰盈的文字的，正如一个极度饥困中的农民很难用心培植一盆兰花一样。可见诗人实在具备了不可思议的心灵力量，而这力量除了源于固有的生命特质之外，大概也是大地的赋予。

陶渊明能够在许多时刻摆脱无所不在的农事扰烦，可能因为这一点，才将他跟那些完全陷入实务的农民区别开来。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所以他极有可能种不好地。他能够将生活艺术化，这既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或又妨碍他更深入地进行土地的利益盘算和经营。他不能将现实生活给予充分物质化的把握，而会时常进入审美的把握。在一般农民身上，对于农事的审美把握同样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时候却不会是明显的和自觉的。陶渊明天性中具有的那种能力，使他更长于苦中作乐、自得其乐。

唐代大诗人杜甫也反复写到了个人生活之苦，写下自己最艰难的时候曾经像一个动物一样，拣拾地上的橡子吃。但是他与陶渊明的区别在于，后者诗中即便写到这样的内容和这样的苦境，也常常泛出浓浓的趣味与欢乐，苦丧着脸的时候较少。这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生命质地，两种性格。

陶渊明获得了不受拘绊的自由感。作为一个自由的生命，他的思维四方翱翔。生存的艰难就像一条锁链，直到最后也没有捆住这样一个灵魂。

（文章节选自张炜的《陶渊明的遗产》）

作家简介：

张炜，山东省栖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19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德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越南语、波兰语等数十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 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获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特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