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陶渊明的遗产》|徘徊在边缘（二）：显赫的曾族

前言

这是一部录音整理稿。2014年秋天，万松浦书院的学员朋友们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展开了集中的研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笔者参加了七次讨论，发言时间共计20余小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正好借此机会交流阅读陶诗的一些体会，表达长期以来对陶渊明生活与艺术的由衷喜爱。

濂旭先生对发言录音做了仔细订正，并核对了引用的全部诗文，为形成完整的电子稿付出了大量心血。洪浩、爱波及吴兵先生又分别审读全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这部书稿目前的面貌。

这不是关于陶渊明著作的考辨，不是具体的诠释研究，不是学术文字，而仅仅是一个读者的感言与赏读。这些文字由于是在讨论对答中产生的，所以成书时需要拟出题目，归类订改。但尽管如此，也仍然留下了诸多缺憾，在此诚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张炜  2015年8月19日

第三讲：徘徊在边缘

显赫的曾祖

陶渊明在《命子》这首诗里或未能免俗，依照传统追述了祖上的赫赫武功，强调了跟东晋朝廷的亲密关系，所谓自己家族的可圈可点之处。陶氏家祖最显赫也是离得最近的一个大人物，就是曾祖父陶侃。陶侃留下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多，在《相风赋》残篇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军事才能的肯定：“象建木于都广，邈不群而独荣。朴虽小而不巨，何物鲜而功大。”这是一个武治方面的功勋人物。

陶侃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可以说是保护国体、一度掌握了整个统治集团生死存亡之命运的大人物。《晋书》上记载陶侃“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如果基本属实，那么这些不可想象的巨大财富积累、这种骄奢的程度，也太惊人了。陶渊明引以自豪的这位伟大先人，显然是走向了生活的另一端，是物质堆积的一个“巨无霸”。除了这些文字之外，还有记载说他居功不傲，几次上《逊位表》，对晋朝耿耿忠心。这也是可能的，因为他这样一个人要享受非同一般的优渥生活，仅仅是有功于朝廷也还不够，最重要的还是“忠贞”，只有如此才能分得一杯羹，俸禄久长。

一个有大功于统治集团的人，如果能够自保富贵于久远，恩被子孙，就必须是一个极为谨慎小心的人。陶侃想必是深谙此道，一方面放手奢侈，尽可以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一定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掉到那个冰洞里，那是利益集团的核心挖下的窟窿。

陶侃出身寒微，但处于东晋统治集团“食物链”顶层的那些“大动物”之列，仍可看成第一等的人物。统治集团虽然将他视为群落中的一员，但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他身上还有贫贱的斑纹。这种皮毛上的印记是来自遗传基因的，所以十分麻烦，即便经历了许多代的物种育化，也还是不难辨认。这是作为一个“大动物”最痛苦的事情。这一点陶侃当然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一生大概足够谨慎。

时代对人的塑造和培植，其力量是巨大的。像陶侃这样的一个强势人物，控制局面的能力有可能是非同一般的。他对外威力无比，一言九鼎，对内比如妻小后人，有时可能是毫无治力的。他对后代的教育显然是失败的。记载中他多达十七子，其中却鲜有上得台面的人，大部分很是不堪，有的竟然颓唐下流到兄弟相残的地步。陶侃没能成功地把一种庄严正大的家族传统留下，原因既复杂又简单，后人只能依据一些基本元素去加以推测。

整个陶氏家族内部无论如何“秩序严整”，终归还是处于魏晋这片“丛林”之中，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大环境。魏晋的基础社会状态就是剧烈争夺，就是以强凌弱，就是弱肉强食。这种世相对人的培育力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它的因素一定会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个时代做出的社会宣示就是：不做一个嗜血者、尾随者，不像动物一样生活，也就没有未来。

陶侃生活在数十媵妾和千余家僮之中，显然是一种糜烂的生活。由于这种生活的存在，无论有多少关于人生的正面训示，什么家族传统伟大荣耀之类，一切全都无效。淫糜的日子就是硫酸，将毫不留情地把一切腐蚀净尽。就此来说，威武的陶侃大将军也必然无力阻止。

在那个时期和那样的家境中能够洁身自好，长成一个有志量的好人，恐怕是难而又难的。就这一点而言，陶氏家族真是太不幸了。从传统的家族运势来讲，陶侃这一代做得太过了，他将整整一门氏族几代人的物质用度全耗光了，也许后代也就只得贫穷潦倒，难以再有好的命运了。从这个迷信的角度来看问题，不仅陶侃儿子们的坎坷是理所当然的，就连陶渊明的常常食不果腹、最后饿死，也多少要由这个曾祖父来负责，因为他吃得太多了。

最了不起的是，陶渊明作为陶氏后人，恰恰在简朴方面，是非常突出的一例。

两个榜样

在陶渊明的内心，先祖既是不能忘怀的一个榜样，有时可能又很遥远。特别是曾祖父，他对这个人向往的同时大概也会有些费解。诗人没有提到这位伟大先人的负面，但却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一概无察无知。这样一个极为注重追究祖上业绩的心弦纤细之人，怎么可能对陶侃的日常生活状态一无所知。他面对这个最值得夸耀的先人，会有一些复杂的心情，但这心情全要隐伏下来。即便是外祖父孟嘉，也会让其多多少少产生疑惑：作为一个“名士”，既在官场里生活，又没有被捆绑得不能挪动，仍然可以保持自己那份超然的个性，简直像是一个美好的梦幻。外祖父官职不大，比起陶侃简直微不足道，但对诗人却产生了超级魅力。

陶渊明为外祖父作传，倾注一片深情和羡慕之心。如果陶渊明没有在诗文中按照自己的志趣做以夸张的话，那么孟嘉这样一个人在魏晋时期确是存在的奇迹。这对陶渊明当然要构成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成为最值得参照的人生坐标。

    陶渊明入仕做官的心念其实不是四十一岁之后就中断了，而是直到生命的最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过对于厮混官场，他是越来越厌恶了。他一直牵念的不过是入世的理想，是这个儒家的传统信念在激励他，让他在田园里不能安生。他在年轻的时候关于入仕的看法就有些特别，因为他心中一直装了两个不同的榜样，这可能使他处于一种矛盾交织、难于选择的心情。这种情形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展示了不尽相同的两种人生向度。尽管陶侃才是家族的最大目标，但外祖父孟嘉却是最令人着迷的人物。对于曾祖父，他小心翼翼地维护和表述其盛隆，其威仪，却没有像对外祖父那样深情的、有声有色的描述。他的关于孟嘉老人的记述，是最生动最传神的人物传记，难以多得。这种充满异趣的文字背后，就隐下了对另一种荣耀的疑惑与质询：在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在血流成河的污泊中求得进取和自保，是何等可怕的冒险，人一旦投入其中，将是对生命的最大磨损，更是一次浪掷。可是这里面竟然有一个例外：外祖父孟嘉。

陶渊明家族中的这两个人都是成功者，但分别代表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从不同的方面影响了他。曾祖父陶侃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成功者，在“丛林”里厮杀较量，最后能够脱颖而出。陶渊明用他来教育和激励后代，昭示后人。陶渊明对这位祖先抱有一种钦佩、敬仰、向往乃至于实践效法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学习这种入世的成功者，与他从小所受的主流文化即儒家思想的熏陶非常合拍。儒家让人心怀天下，“忧道不忧贫”。“道”在这里指个人的品德修养，治理社会的人生理想，也指对社会状态的评估，是人的伦理道德标准。我们可以想象，陶渊明既是出于现实生存的需要，也是在曾祖父这个入世的榜样感召下才几次出入官场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四进四出。二十九岁做了江州祭酒，三十四岁第二次出仕，进了桓玄幕府，但第二年就回家了。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又有第三次出仕，做了刘裕幕府的参军，这一次时间更短。四十一岁的时候做了刘敬宣幕府的参军。最后就是做了彭泽县令。

仅仅是四十至四十一岁这一年的时间里，陶渊明就两进两出。可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进入官场的频率更高时间也更短，说明仕途愈加不顺，内心愈加痛苦。

这就使他更加怀念心中的另一个榜样：外祖父孟嘉。孟嘉在仕途上似乎一般，却有着令人钦羡的意义，陶渊明在传记中给予他极为崇高的评价，而且崇敬大于钦佩。他字里行间带着浓浓的情感。

孟嘉其人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里面得到了生动的描述。这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通达的高士，一个大有“名士”风范的人物。他虽然身处官场，却与一般的官宦人物不同，清雅、圆融、诙谐、了无用心又才华出众。今天看，孟嘉简直就是官场中的一个特例。

陶渊明几乎跃出纸面的一句话就是：我最高的理想，莫过于做一个外祖父孟嘉式的人。

陶侃、孟嘉和陶渊明，三个人可谓三种状态，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居于中间的孟嘉则表现了一种折中的道路。因为首先孟嘉不像陶侃那么激烈地入世，没有在南征北战中取得非凡的功业；其次孟嘉也没有彻底告别官场，不是一个安于平民生活的默默无闻者，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人物。

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陶渊明在退出仕途后还是有些不忍，即不甘心彻底地做个逸人弄酒守园。背离儒学的教导，做一个逃离者和遁世者，在他来说实在是迫不得已。他真正想做一个什么人？就性情来说，可能并不是像曾祖父那样的威武之士，而是衣食无忧、生活安定、比较体面地度过了一生的外祖父孟嘉。这样的一个人既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也对得起自己的儿孙。陶渊明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有一些愧疚，认为自己混得不好，后代没有财产可以继承，跟着受穷等等。直到晚年，他心里还有一个打不开的结，即因为没有像样的积累而让后代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用今天的话讲，身后的孩子们至少应该过上“小康”生活。这样一种生活应该并不过分，也是陶渊明的理想。有时间读书，有饭吃，有酒喝，有钱花，但绝不可以当一个无德无才、道德沦丧的下流人物。这是他的底线。孟嘉这个榜样，恰好符合了这样的理想和愿望。

（文章节选自张炜的《陶渊明的遗产》）

作家简介：

张炜，山东省栖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19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德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越南语、波兰语等数十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 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获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特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