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陶渊明的遗产》|徘徊在边缘（一）：徘徊在边缘

前言

这是一部录音整理稿。2014年秋天，万松浦书院的学员朋友们对陶渊明的诗歌艺术展开了集中的研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笔者参加了七次讨论，发言时间共计20余小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正好借此机会交流阅读陶诗的一些体会，表达长期以来对陶渊明生活与艺术的由衷喜爱。

濂旭先生对发言录音做了仔细订正，并核对了引用的全部诗文，为形成完整的电子稿付出了大量心血。洪浩、爱波及吴兵先生又分别审读全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这部书稿目前的面貌。

这不是关于陶渊明著作的考辨，不是具体的诠释研究，不是学术文字，而仅仅是一个读者的感言与赏读。这些文字由于是在讨论对答中产生的，所以成书时需要拟出题目，归类订改。但尽管如此，也仍然留下了诸多缺憾，在此诚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张炜  2015年8月19日

第三讲：徘徊在边缘

徘徊在边缘

陶渊明说到底是一个回归田园的儒生。他因归去而幸福，也因归去而痛苦，心系两端，顾虑重重，并非是回到田园就彻底轻松了。人是在这儿了，但心并不能完全收在篱笆墙内。他仍然要不断地说服自己，让田园生活变得单纯快乐起来。

他的这种矛盾和徘徊常常要反映在诗文中。“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归鸟》）这里写鸟的徘徊和往返，也是见景生情。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那种“役”的生活简直太糟糕了，让他“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诗人心里想得明白，却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放得下。他仍然还有家族自豪感，很难忘掉曾祖父所代表的那种建功立业的伟大传统。这成为一种精神流脉，灌注在陶渊明身上，仅这一点也使他的田园生活很难变得和谐起来。

但诗人对那片“丛林”实在是太惧怕和太厌恶了。他写下了《咏三良》，这是对残暴的“丛林法则”提出的最强烈的抗议。诗中写了秦穆公死的时候让三个最喜欢的良士谋臣陪葬，而且是生前的遗愿。“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看起来这个君王喜爱他们之极，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希望这三个人的陪伴，但实际上君王未必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那是最后的完结。什么“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多么残酷虚伪。秦穆公是衰老而死，“三良”则要被活活埋葬。陶渊明在歌颂“三良”忠贞的笔墨之下，掩埋了怎样的悲愤和哀怜。他这里实际上对强权、对嗜血的“大动物”施以最大的诅咒，也表现出对人性黑暗、对帝王残酷的恐怖感。

类似屈原式的牢骚在陶渊明的诗里也有一些。一些很清楚的道理在诗中被一再地阐明，有时让人觉得絮叨，但是面对漫长而具体的痛苦与辛劳，还有孤独，这些反复吟味似乎也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出仕不得、志向不伸、抱负难展的人，也是一个忧愤与压抑的人，他的文字中不会没有控诉和悲伤。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写道：“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谈到自己没有积累财富，一生贫困，官场不济，没能做一个体面的父辈，害得孩子们不得不忍受清贫，流露出深深的歉意。

纵观他的一生，进还是退，显还是隐，富还是贫，尝试还是决绝，种种两极之难，一直伴随着他，不得解脱，苦味充斥在心头。不过越是到后来，越是只剩下田园这一条路，只剩下酒和大自然这两大慰藉了。离开这些他的生存就更艰难了。如果以六十三岁计，在当时诗人也算度过了比较漫长的人生。他遭逢乱世，经历很多，只是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心愿，到最后也没有满足心灵的期待。

陶渊明娶过两个妻子，育有五子，这中间是否有夭折的不得而知。穷人孩子多，富贵之家倒时常有少子的痛苦。陶渊明要养育这么多孩子实在不易。贫困让他常常无计可施，徒有感叹。他只好寻找各种各样的例子，以不同的榜样来说服自己，以增添支撑下去的力量。“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从这些自勉自励的诗章中，我们还是能隐约听到难忍的悲绝之声。

陶渊明总共四次（也有“五次”说）入仕，相加时间也不足两年。第一次大概是十天半月，第二次是一年左右，第三次半年多一点，第四次才两个多月。这种频繁出入是很少见的情况，比如当年的李白和杜甫也感慨自己命运不济，不能够显达于世，但李白在朝廷里待了一两年，杜甫几次做官的时间也没有这么短促。陶渊明尝试的次数之多时间之短，给人的感觉是极其缺乏耐心，极难适应那个环境。这一方面反映出东晋时期的官场黑暗，世道不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陶渊明内心深处的孤傲与焦躁，他心中的确蕴藏着一股“刚烈”之气。

陶渊明前后或同时期的那些历史人物，其中有一些知识人是相当折腾的，言辞锐异，铤而走险。比起他们，陶渊明还算“安稳”。但是让他安心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吏，这样做一辈子，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陶渊明在困厄中一定会回顾童年，想念自由开阔、无边无际的田野。对比眼前狭窄昏暗的官衙，便觉得自己进入了“樊笼”，而自己原本是一只可以盘旋在高空的“飞鸟”。

这只飞鸟后来逃离樊笼，飞向了“丛林”的边缘，却频频回望，好像不忍飞得更远。

选择的全部后果

他对田园生活的倾慕是深入骨髓的，原野对他有着无可比拟的魅力：“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他可能觉得自己本来就是属于土地上的生命，或许就该生活在这里，应该早些归来。

他在许多诗中歌颂那些“隐士”，觉得这些远遁山野的人才是高明的。这与晋代出现的释道合流、谈玄派、养生派、逍遥派的诸多影响有关，起码这种规避的风气促进了他的心志与理想。无论怎么说，那些人的选择实在是靠近和融入了大自然，就这一点讲他和他们是接近的。他越来越怀疑功名利禄的意义，越来越觉得一个人要长生，要保全，融身心于大自然是最好不过的。这一点与魏晋时期许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他们的行为对陶渊明也是一个支持和鼓励。但尽管如此，与中国士人漫长的入世传统对比，后者的力量则显得更为强韧。这在历代知识分子那里都是相似的，入世的抱负，更好像是人生的一条“硬道理”。

无论如何，魏晋时期避世思想之盛，缘于一个混乱无序的特殊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和苦难的时期之一。所以许多人的逃避和归隐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走开了是一回事，让这种疏离的状态持续下去又是一回事，这可能需要寻找更多的精神支撑、更多的人生理由才行。一个人长期在“边缘”忍受冷落，这通常是非常困难的。陶渊明在这方面应该算是一个例外，他不但忍受下来，似乎还有些欣悦，这是颇让人惊讶的。

陶渊明在当年渴望摆脱官场中的束缚，可从诗中经常使用的“役”字说起。“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归去来兮辞》）“役”是不得不接受下来的公家差遣，他一边做一边想着挣脱，心里很是不安。诗人更乐于享受大自然的空旷寥远，胸怀天高任鸟飞的豪情和境界。这样一个人，“役”一旦加到身上是极不耐烦的。

可是不难设想，所有“入世”的成功者首先要能够忍受这个“役”字，而后才谈得上显达，也才能“济世”。即便是一个正直的官吏，如果不能受此一“役”，那就必定要夭折于起步，连半途都走不到。混世者不需讨论，只说那些忠正凛然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济世之功也要在巨大的忍受之苦后面。几乎所有的官场生涯都要受“役”，都要在一种体制的强力约束之下。

这里的“役”就是为官场事务驱使，是不得选择的，当然是不自由也不独立。一个人从肉体到精神都被捆绑起来，丧失了生命的快乐和创造，有人会视为一种折磨，很难忍受。而陶渊明自从有了“飞翔”之心、有了“脱役”之念，万般痛苦也就接踵而至。无论如何，为自由而奋斗都要付出代价。离开了，并且让自己不再向往那片“丛林”，永远待在“边缘”或更为遥远的地方，还必须做出更充分的准备，而且要承担起这种选择的全部后果，不能反悔。

（文章节选自张炜的《陶渊明的遗产》）

作家简介：

张炜，山东省栖霞市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2019年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被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德语、塞尔维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俄罗斯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越南语、波兰语等数十种文字。

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 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获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特等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作家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