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丨汲怀海：明湖之默

文|汲怀海 编辑|燕子 图片|网络

大明湖最初于我，不过是中学课本上"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抽象诗句，是《老残游记》中那个"千条杨柳数声鸥，一片玻璃一片舟"的遥远梦境。菏泽的青年湖畔，明朝知州范希正修建的那方水域，记录了我的求学时光，是青涩之梦的开场。大明湖是我的诗与远方。在我想象中，大明湖厚重如魏晋的砖、唐宋的瓦，每一片荷叶上都镌刻着历史的纹路。

 

暑假里，从济南儿子的家中出发，走近心仪已久的大明湖。

 

南门的"丹坊耀日"牌坊比想象中更为震撼。六根红柱撑起的重檐单檐建筑，檐角飞翘如振翅之鹤，金黄的琉璃瓦在晨光中闪烁，匾额上"大明湖"三个镏金大字厚重如铁公祠前铁铉的铮铮铁骨。穿过牌坊，垂柳如帘，拨开便见湖面——那一刻我才明白，刘鹗笔下"画舫徐行，芦苇花开，鳶飞鱼跃"并非虚言。乘船向湖心，船底擦过荷叶的沙沙声，惊起几只白鹭，翅膀拍打水面溅起的水珠在阳光下如碎钻般闪耀。这场景让人不禁思考：人类对自然的审美体验，究竟是一种发现，还是一种创造？我们是在欣赏自然本身，还是在欣赏被文化浸润过的自然？

 

湖心历下亭的红柱青瓦渐渐清晰，八角重檐的轮廓倒映在水中，与真实的建筑构成完美的对称。杜甫曾在此写下"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而今亭柱上郭沫若的对联"杨柳春风，万方极乐；芙蕖秋月，一片大明"依然鲜亮，恍惚间似见李清照手持卷轴从藕神祠方向款款而来，她的裙裾扫过新荷，露珠滚落如词句中跌宕的音节。这种时空交错的幻觉，揭示了文化记忆如何在特定空间中被激活——建筑不仅是物质的实体，更是精神穿越的通道。

 

大明湖的荷与菏泽青年湖的荷截然不同。青年湖的荷是平民的荷，随意生长，潇潇洒洒；大明湖的荷是贵族的荷，每一株都浸透了文化基因。魏晋时这里称"莲子湖"，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历城北二里有莲子湖，周环二十里，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千年过去，荷花的血脉从未断绝，1986年更被定为济南市花。盛夏时节，翠绿的荷叶铺满湖面，粉红的荷花如星子散落，倒映在水中，与岸边垂柳构成一幅天然水墨。这种自然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引发深思：未经人文诠释的自然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说，人类是否只能通过文化的棱镜来认识自然？

 

黄昏时分，我登上超然楼——这座效仿苏轼超然台而建的楼阁，在元代曾是大学士李泂的居所，如今重建后成为俯瞰全湖的绝佳位置。向西望去，夕阳为千佛山镀上金边，山影倒映湖中，正应了刘鹗在铁公祠前所见奇观。湖面渐暗，荷香却愈发浓烈，仿佛夜色挤压出了植物深处的精魂。此刻的大明湖不再是旅游手册上的图片，而成为我血肉的一部分——她的水波荡漾在我的血管里，她的荷香萦绕在呼吸中。

 

我曾游览过名满天下的杭州西湖。大明湖与西湖最动人的联结，不在水面，而在水下绵延的文脉。两湖皆因文人而名扬天下，却又因文人气质的不同而呈现出迥异的文化景观。济南的曾巩、李清照、辛弃疾赋予大明湖一种北方的硬朗与婉约的奇妙融合；杭州的白居易、苏轼则给西湖涂抹上江南的柔美与士人的旷达。官员与词人，政治与艺术，在大明湖和西湖的波光中达成了某种默契。这种默契暗示着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深层结构：入世与出世的辩证统一，社会责任与个人审美的和谐共存。

 

曾巩任齐州知州时，于熙宁五年(1072年)修建了北水门，这是济南唯一的北城门，既可设闸泄水防洪，又可通舟楫。明洪武四年(1371年)，在北水门上建了两层高的汇波楼，"因城内诸泉水汇流入大明湖，再经北水门流出城外"而得名。站在汇波楼上北望，可见"鹊华烟雨"，南瞰则尽收明湖美景，尤其夕阳西下时，"汇波晚照"成为济南八景之一。曾巩这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人官员，在济南留下了诸多政绩，离任时"百姓如丧考妣，涌上街头，拉起吊桥，不肯放行"，他不得不趁夜悄悄出城。这种官民情深，与苏轼在杭州的境遇何其相似。二者共同诠释了儒家"为政以德"的理想——政治不仅是一种权力运作，更是一种道德实践和美学表达。

 

苏轼两度任职杭州，第一次任通判，第二次任知州，合计约五六年光景。元祐五年(1090年)，面对西湖葑草湮塞半湖的窘境，他上奏《乞开杭州西湖状》，断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获准后，他动员二十万民工疏浚西湖，挖出的葑草和淤泥堆筑成自南至北横贯湖面2.8公里的长堤，上建六桥，两岸遍植芙蓉杨柳，这便是后世闻名的苏堤。

 

大明湖没有苏堤那样宏大的水利工程，却有同样动人的文人故事。铁公祠是为纪念明代兵部尚书、山东参政铁铉而建。明建文帝时，燕王朱棣南下夺权，攻至济南，铁铉率军民坚守，屡挫燕王。朱棣攻下南京自立为帝后，铁铉终因寡不敌众被俘牺牲。铁公祠前的楹联"湖尚称明，问燕子龙孙，不堪回首；公真是铁，惟景忠方烈，差许同心"，道尽了这位铁骨忠臣的气节。刘鹗在《老残游记》中写道:在铁公祠前看大明湖，可见千佛山倒影。这一奇观至今仍偶尔得见。铁铉的故事与西湖边的岳飞事迹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士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谱系。这种精神谱系超越了地域差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认同。

 

北极阁则是另一种精神象征。这座建于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年)的道教庙宇，又名真武庙，供奉北方水神真武帝君，建在7米多高的石砌高台上，由前后殿、钟鼓楼、东西配房组成。与西湖畔的佛教雷峰塔形成有趣对比——一为道教水神庙宇，一为佛教舍利塔，却都寄托着人们对水的敬畏与祈求。雷峰塔初名皇妃塔，是吴越国王钱俶为奉安"佛螺髻发"舍利而建，北宋开宝五年(972年)前后始建，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落成。塔身曾多次遭劫，1924年倒塌，2002年重建，新塔采用铜制构件，保留了传统外观又增强了耐久性。这两座宗教建筑的不同命运，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它们的存在提醒我们：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从未消失，只是不断变换着表达方式。

 

李清照与大明湖的关系尤为特殊。清代同治年间，文人们商议以这位宋代女词人作为藕神祭拜，并对藕神祠修葺一新，由符兆纶撰写《明湖藕神祠移祀李易安居士记》刻碑为证。原祠已毁，1998年大明湖公园在清代南丰祠基础上重建藕神祠，塑像为宋代仕女装扮，手持卷轴，祠门楹联"是也非耶，水中仙子荷花影；归去来兮，宋代词宗才女魂"为学者徐北文所撰。将李清照奉为藕神，既是对她文学地位的肯定，也暗合其词作中频繁出现的荷花意象，如"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这种文人神格化现象，在西湖则体现为苏小小墓的传说——南齐歌妓苏小小死后葬于西泠桥畔，其才情与悲剧命运成为历代文人题咏的对象。当代著名戏剧家、散文家余秋雨写到：“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世界没有给她以情感的报偿，她不愿做姬做妾，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她不守贞洁只守美。”

 

大明湖畔的辛弃疾纪念祠与西湖边的岳飞庙，同样构成了一组悲壮的对应。辛弃疾生于济南，青年时曾率五十骑突入金营擒获叛徒，南渡后力主抗金，词风豪放；岳飞则是在西湖边含冤而死的抗金名将。一北一南，两位爱国将领的魂灵分别栖息在两座湖畔，让湖水的涟漪中多了几分壮烈之气。这种壮烈不是简单的暴力美学，而是儒家"杀身成仁"精神的诗意表达。在和平年代，这种精神转化为对正义的坚守和对理想的执着，成为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维度。

 

老舍与邓恩铭则为大明湖增添了近现代的文化层次。老舍在济南任教期间，常到大明湖散步，称炸荷花为"济南的典故"；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曾在济南开展革命活动。西湖边则有秋瑾墓、章太炎纪念馆等近现代文化遗迹。两湖的文人传统从古代延续至今，形成了一条不断流的文化长河。这条长河的流动告诉我们：传统不是僵死的遗产，而是活着的、不断被重新诠释的生命体。

 

大明湖的荷与西湖的柳，构成了两湖最具标志性的植物景观，也衍生出各具特色的民俗传统与审美意象。荷花赋予大明湖一种端丽的北地风骨，垂柳则为西湖增添了柔媚的江南情调。这两种植物不仅塑造了湖光山色的视觉特征，更深入当地人的生活肌理，成为文化身份的重要符号。这种植物与文化的共生关系，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选择性利用——我们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使之符合我们的审美理想和价值追求。

 

大明湖的荷俗可追溯至魏晋时期，当时湖称"莲子湖"，"湖中多莲花，红绿间明，乍疑濯锦"。唐宋以降，荷花更为繁盛，曾巩写下"莫问荷花开几曲，但知行处异香飘"，"最喜晚凉风月好，紫荷香里听泉声"；明代王象春有"五月荷花半压塘，北风直送满城香"；清代任宏远则描绘"荷叶田田千点碧，藕花冉冉满城香"。这些诗句中的荷花既是自然景物，也是精神象征，其"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与济南人刚直重义的性格相得益彰。这种植物与人格的类比，体现了中国文化"比德"的传统——通过自然物象来喻示人的品德，将道德价值自然化，将自然现象道德化。

 

盛夏时节，"明湖采莲"曾是济南最富诗意的民俗景观。采莲女乘椭圆形小船，两手各持木片划水，采下荷花莲蓬置于船头，运至鹊华桥畔叫卖。清代任宏远《明湖杂诗十首》描绘道："六月乘凉争采莲，湖中来往女郎船。临行笑折新荷叶，障却斜阳细雨天"。采莲女的形象与荷花的清丽相映成趣，成为画家诗人钟爱的题材。这种劳动场景中蕴含的审美意趣，与西湖"柳浪闻莺"的纯观赏性景观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暗示了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不同取向——北方更注重劳动与审美的结合，南方则倾向于将审美纯粹化。

 

济南过去有两个"荷花节"：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荷花生日"(观莲节)和七月三十日的"送荷花神节"。前者正值荷花盛开，游人盛装赏荷，或租船穿行荷丛，或携家畅游，或呼朋引伴饮酒作乐；后者适逢佛教"盂兰盆会"，人们放面油灯于湖上超度亡灵，同时赏荷看热闹。1987年，全国首届荷展在大明湖举办，此后每年盛夏都有荷花节，荷展品种逐年增多，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成为济南重要的文化品牌。这些节日活动不仅是娱乐方式，更是文化传承的机制——通过周期性的仪式行为，将集体记忆代代相传，确保文化身份的连续性。

 

西湖的柳则衍生出不同的民俗审美。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在钱塘门外筑堤(非今白堤)，"植柳千株，名柳洲"，开创了西湖植柳传统。苏轼疏浚西湖后，在苏堤"间植芙蓉杨柳"，"望之如图画"。南宋时，"柳浪闻莺"已列为西湖十景之一。明清时期，西湖柳树达数万株，春天柳絮如雪，与桃花相映成趣。与大明湖荷花节对应的是西湖的"赏柳"习俗，文人雅集多选在柳荫下，百姓游春也爱折柳编环。这种审美偏好的差异，反映了南北气候与生活方式的深层影响——北方干旱，珍视水生植物；南方湿润，偏爱岸边树木。

 

大明湖也有柳——"四面荷花三面柳"即是明证，但这里的柳是配角，是荷花的陪衬；西湖的柳却是主角，是湖景的灵魂。大明湖的柳多为旱柳，枝干挺拔；西湖的柳多为垂柳，枝条柔婉。这种植物差异背后，是北地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分野——济南人欣赏荷花的刚直清丽，杭州人偏爱柳树的柔韧多姿。这种差异不是优劣之分，而是多样性的表现，正如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统一的复合体。

 

此刻，立于大明湖畔，看眼前荷花依旧，湖水如常。那些曾在此驻足的魂灵，早已与这湖水、这荷香、这城池融为一体。湖不言，却以千年之默，涵养着这方水土的厚重与温存。湖的深意，只在无言的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