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村东头的老槐树下,常年蜷着一个疯子。村里人都唤他“金豆子”,倒不是因为他真有什么金贵,而是他疯癫前确曾有过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字。如今这名字挂在个蓬头垢面的疯子身上,反倒成了种讽刺。
金豆子总穿一件分不清本色的对襟褂子,那衣裳像是从他发疯那年就再没换洗过,袖口磨出了絮絮的棉线,前襟沾着经年的饭渍与泥点。
他个子很高,疯后却总是佝偻着背,像棵被雷劈过的老树,枝干还在,魂儿却早散了。
最扎眼的是他腰间永远系着半截红布条,已经褪色得发白,却固执地打着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
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脸,是在某个暮春的傍晚。那时他正蹲在河滩上摆弄石子,听见脚步声就猛地抬起头。
那张脸上嵌着双异常清亮的眼睛,眼白泛着病态的淡蓝,瞳孔却黑得惊人。皱纹像干涸的河床般纵横在他额头,嘴角有道疤,笑起来就扯成个诡异的弧度。
他看见我,突然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是半块硬得像石头的馍,上面还留着清晰的牙印。
“给银凤的。”他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她最爱吃掺了榆钱儿的馍。”
二
村里的老人说,金豆子年轻时是方圆十里八乡最俊的后生。那时候他还不叫金豆子,大号是金永福,因着皮肤白净眉眼周正,活像年画上滚着金边的胖娃娃,才得了这么个乳名。
他爹是村里唯一的教书先生,家中有三间青砖瓦房,檐下总挂着风干的玉米和红辣椒,在太阳底下明晃晃的耀眼。
村西头于木匠家的闺女银凤,是村里第一个敢和金豆子说话的姑娘。
那会儿刚解放不久,成分划得人心惶惶。银凤家是贫农,根正苗红;金家却因有几亩薄田,被归到了中农。
村里人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金家,唯有银凤,总借着打水的由头,绕远路从金家门前过。
“我见过他们躲在麦垛后面。”村头的老五奶瘪着没牙的嘴说,“金豆子摘了朵苦碟子花给银凤别在辫子上,那丫头笑得呀,眼睛都成了月牙儿。”
三
变故来得像夏天的暴雨。政治运动中,金豆子他爹因为说过句“苏联专家未必都懂中国地情”,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
批斗会就在场院上开,全村人都被赶鸭子似的聚在那里。我娘那时还是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她说记得最清楚的是金豆子被押上台时,银凤突然从人群里冲出来,把一篮子刚摘的槐花砸在他脸上。
“我和这个资产阶级狗崽子划清界限!”银凤的声音尖得刺耳,槐花粘在金豆子渗血的嘴角,像团苍白的火焰。
后来银凤在忆苦思甜大会上现身说法,说她如何识破金豆子“糖衣炮弹”的阴谋。再后来,她嫁给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侄子,出嫁那天穿着崭新的红嫁衣,经过金家塌了半边的院墙时,鞭炮声炸得人耳膜生疼。
金豆子就是那天疯的。他不知从哪找来件半旧的中山装,扣子系得歪歪扭扭,胸前别着朵纸扎的红花,在迎亲队伍后面又唱又跳。
有人看见他在河边把那朵纸花浸湿了,一片片撕下来吞进肚子,暗红的纸浆顺着下巴往下淌,像吐不完的血。
疯了的金豆子开始收集各种红色的东西。谁家姑娘出嫁扔的盖头,过年时褪色的对联,甚至屠夫案板上沾血的稻草。
他把这些藏在老槐树的树洞里,夜深人静时就拿出来摆弄。有年冬至,守夜的更夫看见他跪在雪地里,用红布条摆出个歪歪扭扭的“囍”字,然后趴在雪上嚎哭,哭声像受伤的野兽。
银凤随丈夫搬去县城后,金豆子添了新毛病——每天黄昏蹲在村口石碑上等邮差。其实从来没人给他捎信,他却总在邮差经过时突然扑上去,扯着人家衣角问:“有银凤的信不?”被推开也不恼,拍拍土又爬回石碑,嘴里念叨着:“明天,明天准有。”
四
去年深秋,银凤死了男人,回村来奔丧。四十多年过去,她早不是当年水灵的姑娘,臃肿的身躯裹在劣质黑纱里,脸上扑着惨白的粉,每走一步都喘得厉害。金豆子却一眼认出了她,从围观的人群里冲出来,把那截珍藏多年的红布条往她手里塞。
“给你攒的嫁妆……”他咧着嘴笑,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
银凤像见鬼似的尖叫起来,她儿子一脚把金豆子踹进路边的水沟。
混浊的泥水漫过他花白的头发,那截红布条漂在水面上,渐渐沉了下去。
三天后,有人在老槐树下发现了金豆子的尸体。他蜷缩成婴儿的姿势,怀里抱着个褪色的红布包,里面是干枯的槐花、压扁的纸花和半块发霉的馍。最底下是张泛黄的纸片,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银凤同志:明天我在河边等你。金永福。”
下葬那天下着小雨,村里几个老人凑钱打了口薄棺材。封土时,不知谁叹了口气:“好歹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后来才听说,银凤在回县城的车上突发心梗,咽气的时辰和金豆子断气差不多前后脚。
如今老槐树还在,树洞却被水泥填平了。偶尔有顽童在树下玩耍,会突然指着某处喊:“看!红布条!”大人们便呵斥孩子别胡说,说那不过是夕阳照在树痂上的反光罢了。
五
我曾在秋收后的打谷场上,听几个抽旱烟的老人拼凑过金豆子和银凤的故事。那时候谷垛堆得像金色的山丘,月光把每个人的皱纹都照得发亮。
“银凤那丫头,当初是真稀罕金豆子。”图五爷吐着烟圈,烟袋锅子在黑暗里一明一灭,“我亲眼见过她半夜溜进金家院子,就为塞给金豆子两个煮鸡蛋。”
瘸腿的秋子接过话茬:“后来批斗会上她朝金豆子砸槐花,手都是抖的。那些槐花......”他突然压低声音,“是我家那口子帮着摘的,银凤在灶台边哭湿了半条围裙。”
最惊人的是王寡妇的爆料。她说银凤出嫁前夜,曾跑到金家塌了一半的厢房里。“金豆子被绑在房梁下挨完批斗,嘴上还流着血。银凤用嫁衣袖子给他擦脸,结果......”王寡妇突然收声,因为她的儿子——现在的村支书正朝这边走来。
这些碎片在我脑海里发酵多年。直到去年整理旧书报时,我在发霉的报纸堆里发现一则1973年的简讯:《女社员李银凤带头破四旧,当众焚烧封建嫁妆》。配图是个模糊的侧影,短发女子正把一件绣花嫁衣扔进火堆。
我盯着那张泛黄的照片看了很久,想找出她脸上是否有泪痕。
六
金豆子发疯后的第十个年头,村里通了电。当第一盏电灯在村头亮起时,他吓得钻进了稻草堆,整夜都在念叨“银凤怕火”。后来他学会在电线杆下仰着头看灯泡,像看着永远够不着的月亮。
那年冬天特别冷,河面结了厚厚的冰。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银凤突然回村探亲。她穿着呢子大衣,头发烫成时兴的卷花,手里牵着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村里人都挤到她娘家看新鲜,只有金豆子躲在磨坊后头,把冻裂的手往磨盘上蹭。
“他蹭得满手是血,”磨坊家的儿子后来告诉我,“然后蘸着血在墙上画花,一朵接一朵。”
银凤临走时,她儿子在村口摔了一跤。孩子哭闹着不肯穿沾了泥的棉裤,银凤只好打开行李箱找替换的。一阵风吹来,箱子里飘出条红纱巾,正好落在不远处抄手倚在墙角的金豆子脚边。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金豆子慢慢蹲下身,用树皮般粗糙的手指拈起纱巾。
那一刻他的眼神异常清明,嘴角抽动着像是在组织一句完整的话。
银凤的脸突然变得惨白,她一把拽过儿子,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吉普车。
后来人们在磨坊墙上发现了用血画成的九十九朵花,最后一朵还没画完,拖着一道长长的红痕,像是一滴永远落不下的眼泪。
七
银凤死后第三年,村里要修文化广场,老槐树碍事,有人提议砍掉。
就在施工队来的前一天夜里,雷电劈中了树冠。
清晨人们发现焦黑的树干上,那道填了水泥的树洞裂开了,里面滚出许多红色碎布,在雨水里像一滩淡去的血。
金豆子的坟就在河对岸的乱葬岗,没有碑,只有块长着青苔的石头。去年清明,我看见石头上摆着个崭新的搪瓷缸子,里面泡着几朵塑料花。缸子底部印着“县纺织厂1978年度先进生产者”的字样。
村里如今没人记得银凤的模样了。偶尔有外乡人问起老槐树的传说,年轻人只会含糊地说:“好像以前有个疯子......”然后继续低头刷着手机。
只有暴涨的河水漫过坟地时,那些红色碎布会从泥土里翻出来,顺着水流打几个旋,又沉入看不见的深处,就像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告白,所有被时代碾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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