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贤敏先生与诗人田国生
1994年初，田国生从内地半城半乡的地级市来到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一个以加速度生长的现代大都市，深圳方兴未艾的教育、诗歌园地接纳了他这个默默无闻的“耕者”。下车伊始，他就不把自己当外人，在“舌耕”获好评之余，怀着忐忑和自信“笔耕”，以一首23行的赞歌《太阳与深圳》亮相特区报。这首诗在“宇宙”的宏大意象观照下，叙说心中“故都”的艰难、阵痛和温柔，定格于眼中的是“止不住激荡的/高楼、车轮的律动”和“绿化了/河套边失血的皱纹”，诗心真诚，诗意不无凌空蹈虚的痕迹。毕竟，他对新的生存之域还是陌生的，生命之维也尚未来得及打开。
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田国生可能还没清醒意识到自己生活地域转换的背后，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剧烈的社会转型，他会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好在他的思想资源和知识结构奠基于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大潮赐予他躁动不安的心灵，冲破藩篱的激情。和一般为改变生存境遇而南下的闯荡者不同，国生是带着“贯通几代人”的生活梦想，带着“寻找灵魂的家园”的人文追求，以“逆行者”的姿态进入深圳的。正是在这片吸取、创造现代文明，以先锋精神哺育、呼唤文学艺术的热土上，他“与城市的喧嚣格格不入却又握手言和”的生存处境、生命体验，成为他孕育诗心、熔铸诗情、磨砺诗艺的丰富源泉，从中生长出的《花期峥嵘》是他个人生命也是时代精神的审美镜像。
一
当田国生过上与深圳耳鬓厮磨的日子，他的生存与生命意义上的处境变了，与深圳在心理和精神上的连结，使他的审美方式也要随之改变。《城市的天空》标志着他克服审美困难，写出了真正的城市诗歌，把大都市的文明病具象化、诗意化了：白天，爬山虎似的楼群、麻花状的立交“把城市绷得紧紧的”；入夜，拥挤又跌跌撞撞的人群把夜幕扭曲成一张过密的“网”，消解了“鸟瞰的诗意”。剥去城市的外包装，刺入眼帘的是生活里的色差，一边灯红酒绿觥筹交错“春风得意”，一边“桥洞 还有人/争一席之地”；惊心动魄的是竞争中的“博杀”，以“攥着野心、溅起烟尘”的节奏和力度；发人深思的是文明有机体的精神创伤——“车间在组装 拉长驱赶羊群/轮式的城市/碾轧思辩 和深沉 和优雅/绿萝 藤野 钻天打洞/美感 落败于未经打磨的粗粝”。国生敏锐地捕捉到城市飞速发展中的种种“症候”，以一连串典型的意象组合，自觉而诗意地呈现出工商文明景观和人的生存、生命状态中的异化现象。面对自己主动投怀送抱的城市，心有悲悯脑有所思的他可能难掩失望难解困惑，但仍不愿苟合不甘放弃，放声宣示“爱城市！”为了缓解、消弭与现实的冲突，他期望有一种力量像“艺术大师的第十一根手指”那样，能让“如歌的慢板配送奏鸣曲”在城市的天空响起，对抗和改变城市的“硬化”。
诗人与现实的冲突还通过抒写城乡冲突表现出来，并聚焦于一些歌吟亲情、乡情、友情的诗作。《父亲》写了一个充满悲情的故事：父亲眷念故土，叶落归根，在城里的子女们尽了最大的孝心，但在农耕文化里浸泡了一生的他，一面“见人就把脸捂上”，怕乡邻耻笑，一面难忍骨肉分离，“他把心24小时拆开/一半快递给他的儿子们/一半滴淌着难过 说不出”。子女们不可能改变当初的选择，毕竟现代文明更有吸引力，不可避免地，“儿子的心也在撕裂/儿子有文化有知识/却安顿不好一个行将就木的生命”。从现实生活的焦虑生发出的精神痛苦和文化迷惘，给主体心灵带来的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撕裂感，实质上是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感性显现。全诗体验深切，表达细腻平易而又直击人心！身在都市，心系故土，这是来自农村的都市人的普遍心态。年复一年的返乡之旅，就像《岁月静好，我心荡漾》这首诗写的，带着“蓄满十二个月的歌”踏上归程，“两千里的车轮替他的主人旋转出故乡的颤音”，散发着浓浓的乡愁乡恋。可回到祖居地，“以心花怒放的姿容跪谢点燃的一串串爆竹”之后，迎接他的又是什么呢？他摆脱对田园的诗意想象，正视现实的本来面目，在《春天，对不起——祭我们忧伤的岁月》里如此叙事：遇到亲朋好友都不能、不敢、不想多说话，怕“忧伤的话题/蜇伤对方”；虽然“我们也会坐下来/泡一杯茶，嗑一堆瓜子/可是听到的只是上下齿/不经意的对话/我们的神思与有品味的舌头/不在同一线上”。国生的笔触冷静、理性、客观，借与乡亲乡邻“对话”的过程、细节、情境，让横亘在社会变革中城市与乡村间那堵无形的“墙”自行裸露，使隐藏在叙事背后的尴尬、纠结、忧伤、惆怅弥漫诗境，清晰地呈现出“我”的生命与心灵处境。在现代视野的观照下，无论是父与子内心的撕裂、焦虑，还是乡亲乡情的流失、变异，国生都没给出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但这些诗作又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一个颇具现代性的普世之问：谁之过？怎么办？
《花期峥嵘》里有不少以孤独为主题的诗，有的直接、正面抒发，有的用反衬等手法写，有的借“沫雨而生的遐思，潮湿季节的胡言乱语”表现。如《这个时季，索性》把“我”在冬季雨夜孤独的心情、心思、心境掰开，揉碎，捏拢，孤独之冷、之痛、之渴求漫洇字里行间。《路边拾遗》则脱去朦胧，孤独者在路边发现“一只乖觉的小叭儿狗”，鄙薄它“褪去了个性和风骨”，可怜它“有一口饭吃/是你最大的悲哀”；在迷幻的都市风景中，他从心底发出“尊重狐独，尊重粗鄙的高贵”的清醒刚健之声。个体离不开群体，但个体的个性和风骨需要孤独来支撑。难怪智者说，唯有孤独的人才强大。在现代社会，孤独是现代主义的标配，是个体与现实冲突的又一表征。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成为一个都市的现代性追求，人的孤独情感和境况就是社会的常态。国生的孤独，源自敏感、多情、多思的他不能完全适应现代都市文明秩序的强制力量，自身的自由受到压抑，理想无法实现时，内心的困惑、犹豫、拒斥和抵抗油然而生，于是与社会疏离，孤独如影随形。
他在疫情期间所写的诗，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融入艺术的建构和想像，特别是对“孤独”的独特体验作了诗性的“记录”，为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诗证。当瘟疫流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对社会的疏离感远超平时。在大都市，人的孤独感更得以固化、强化、泛化，而知识人会处于孤独中心，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人性的测试。作为教师、诗歌写作者，面对人间的苦难，国生坚守人性和良知，在孤独中思索和追求。《其实我很压抑》真实地写出了“我”被“封闭”在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那种空虚无聊、寂寞难耐的日子谁没经历过呢？但他不满足于浮浅、世俗、消极情绪的宣泄，“连续多日寻思”：“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我会？/我想，我大概只会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显然，这是在原始/现代的视野下，反讽疫情中集中暴露出的精神萎缩和生命力衰弱，现代文明、人性异化的危机阉割了人的原始野性的生命活力。这才是“我很压抑”的生命根由，也才是知识人应有的思考。“我”并没有退回原始主义的价值立场，而是试图进入一种人类学的思考，以从孤独中找到自己的价值。《遗弃》是一首象征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和生命之殇的都市诗，堪称《其实我很压抑》的姊妹篇。一件“背心”，孤零零地吊挂树梢，飘荡、挣扎、摇曳、翻滚、挣脱、扭动，“主人呢？”死寂。主人遗弃了它。“就在不久前/人的好奇心可是无处不在的/窥视 犀利到/绝代 旷古”,可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没有人会在意它”。“陌生人社会”那些窥视过它的人没通过人性的测试，也遗弃了它。然而，它不甘不屈，仍“在低落的空间/找人”。诗借“我”之眼构建了“它”——被人格化了的“背心”的意象也具人性，突显人在被灾难追捕时的生存状态，脆弱的人性被灾难和“隔离”碾压，人孤独无依，人的尊严和价值被遮蔽、扭曲、消解，人被异化了。在某种意义上，“背心”的处境和命运也是现代人的处境和命运的象征性写照，有深刻的寓意。诗以人构物，以物喻人，人与物互生，为读者创造了思考的空间，可以提出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天问：在现代文明语境下，人何为？人性何为？被遗弃的“它”有点像日复一日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永不停歇地“找人”，找回迷失的人性，找回被掠走的人的尊严和价值，找回在孤独中思考苦难、超越苦难的人自己。
二
田国生的自我解剖、自我博斗、自我反思之作，在《花期峥嵘》里十分醒目，是其先锋意识和现代性意涵的一个确证。这在知识分子业余诗人中相当少见。当他的理想和浪漫在现实中碰壁，生命中闪烁的不再只是“朗朗清辉”和“五彩的笑靥”，思想失重，心理失衡，精神失落，孤独、烦恼、忧伤、痛苦、彷徨成了生命的新体验，生存的不能承受之重。生存如何脱困？生命如何突围？《五月心情》给出了最初的答案：“满眼是墙的日子/只有古典 只有爱/才能替我穿越”。《无题》就记录了一次“穿越”的尝试：夏日午后，惊雷滚滚，万千雨点“像针一样刺进大地的心脏”，然“衙斋无言，驿站无声”。是“古典”——它的“咒语”里隐藏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密码——把他从“碎梦”里唤醒，敬畏、思念，沐浴在中华古典诗词的海洋，与诗坛智者对话。陆游、王维、苏轼、李清照……给了他超凡脱俗的人生感悟，丰满深切的生命体验，多姿多彩的人性图景，睿智恒久的价值指引。最终，他大彻大悟：“一蓑烟雨，两袖清风/任平生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拚贴”化用古典，进入了无痕迹之境，但古典对现代人精神的救赎和治疗能有几何？能撼动那满眼的“墙”吗？国生痴心难改，延续放纵诗意的想象，写下《新边塞诗人》，在“穿越”的实战中重装出击。身处南国边陲、心居都市边缘的他，从唐代边塞诗人为家国建功立业的不凡经历，从意象宏阔、基调昂扬、充满豪放、悲壮、雄浑、浪漫、瑰丽的边塞诗获得灵感，自信地宣告:“我是一个边塞诗人!/我是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的边塞诗人!”他把自己的见闻和处境幻化为“写满征战、屯戍的悲怆、愁苦/和内心的挣扎！”为了不甘沉沦不为物所役，他向“把一株株爱沙化/把修得三世的缘分风干”的现代文明之弊发起挑战，穿上王维们扔来的盔甲,舞着龙城飞将的长剑…但农耕文明思想武器的陈旧，使他的“穿越”只落得个“终于倒在马革裹尸的都市”的悲剧结局。他倒下了，也醒悟了，一个徙转，把剑毫不犹豫地刺向自身:“在戍守千年的峰乳柔沙中/涅槃 !”
如何涅槃？投身于熊熊烈火中焚烧而脱胎换骨，浴火重生！唯有自省反思, 彻底摆脱对农村的田园牧歌式想像，回归对观实的质疑与批判，才能在现代都市安身立命。这也是田国生“很少给自己温暖，有的多是刻薄”（《自序》）的性格使然。他本来就不安于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生活，是领悟到“生命的钟盘 只是一种关系/但你不接受这种各安其位的秩序”（《一只旧式钟面》）后毅然南下，主动进入一种陌生而诱人的新关系新秩序的。可和过去告别并不容易，少不了怀念、犹豫、忧伤、不舍的缠绕，更不用说作为根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换了。这就像那积淀着主人历史的“一堆旧钥匙”的意象所象征的，“锁住的东西已经尘封很久了/钥匙们来也不是，去也不是/有的东西也上不了锁/钥匙们帮也不是，管也不是”（《一堆旧钥匙》）。“钥匙”的人格化丰富了它的内涵，其意义大于意象创造者的初心，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主人现实处境的时代气息和生命体认的人生意味。世纪之交进入中年的国生多了在现代都市的历练，也多了对现代文明和自我的反思。在《蜀道吟》里，他检视自己在难行之“蜀道”上的生命状态，发现“这些年，速度与激情常常相互盘问常常激烈地撕扯”，对于把追求更快更强的速度，更多更热的激情作为信仰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速度与激情的体验也并没给自己带来许诺的自由和快感。相反，“我的时间常常被凡俗的事情弄得支离破碎”，城市飞速发展，高楼多了，大树壮了，鲜花艳了，可“我的树精精瘦瘦孤孤零零一如我蜡黄暗淡的面容”。让人悲催的是，生命和人生碎片化了，异化了，“我还傻傻地用很多高烈度的酒浇泼自己的心火/我总自以为是以自己低烧的热度去焐焙渐渐在冷却的天足”。如此“刻薄”自己是为了自我救赎：“走不稳的，在两个世纪高高低低徘徊的一双天足！”言简意丰的一句诗，有对历史的透视，有对现实的关怀，是对现代化过程中一味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反思与批判，拒斥与反抗。惟有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深刻反思和无情批判，才能让“我的树”从精精瘦瘦长成粗壮挺拔。这也是对“我是园丁谁是我的园丁”的回答，他的“园丁”应该是有自觉反思意识的他自己。
田国生开始行动了，以决绝的姿态要和过去一刀两断。《背叛》以七个“扔掉白己”高调宣扬抛弃旧我、创造新我的“涅槃”精神。他要“像太阳扔掉致盲的云翳”，“像春天扔掉冬天那样”扔掉自己，毫不顾惜地向世人表白：“我满不在乎的/就是扔掉自己”。在《野生动物的心情》里，他甚至异想天开，呼吁“我们”也要行动起来，去“当一回野生动物”（这比回到人类的原始状态还要彻底），那就是“把文字丢掉/把华丽的道袍褪下/把文明晾在一边/把空间和藩篱/拆除”。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太认识自己”，就像古希腊人、北京猿人不认识今天的人类。田国生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并不止于此，在《灌木丛与哲学家的互访》更有颇富后现代意味的诗性思考。他回溯人类史：“自从祖先让我们直立行走后/我们所能抵达的高度在哪个尺度？”提出了人的有限性问题；接着揭露、嘲笑人类的傲慢和无知：“把常识说成哲学/把自然界当作人的‘对象化’/势必战而胜之取而代之”；他跨越从笛卡儿到海德格尔西方“思想的丛林“，对于作为“现代性”核心的、已走向反面的理性批判精神，用四个“厌了！”予以否定；最终，“哲学家们死了/灌木丛的根深不可测”，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任何法则都在于生存在于状态在于敬畏/不要说通向世界的就在远方不要以人的高度示人/不要把美学风格定位于居高临下和什么永恒的价值”。这就诗意地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至上主义，隐含着把人从压制个体性、差异性的传统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艺术、审美的“救赎”功能的吁求。只有这样，平民大众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他们的生存和生命才会绚丽多彩，诗意盎然。
先锋的灵魂和现代文明的真谛就在于此。国生的自我反思与批判所得，集中概括在《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这首近似一段散文的诗里：“我们有时候的确需要一点哲学/需要一点艺术/需要一点孤独…/真的，不要把自己排得太满/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与世界保持一点距离”。诗意与诗题背离构成反讽，饱含生活的历练和人生的智慧；过于直白而有张力的语言提出的，是人在现代社会如何生存，生命如何安放，怎样“改写幸福”（《光的加速度》）的大问题，是诗人在现代都市语境下深刻反思后的清醒选择。
三
田国生在诗集的“后记”中告诉读者:“我对世界的美好怀有深情，但与世界的奢华保持距离。”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何对现代都市文明病那么敏感、质疑、不满、抗拒，又为什么那么自觉而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的反思与批判。他的同乡挚友程明盛在读了《花期峥嵘》后称赞且羡慕他“把生活过成了诗”，说:“他在以诗意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诗性人生，是一首生命的颂歌，教人向上向善，超越任何文字。”这正是田国生对人生和生活的追求，也是他的诗作所缘之情所言之志，既平凡又高贵。西哲有言：“人生的本质是一首诗，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花期峥嵘》为我们构建和想像了一个怎样的现代诗性人生呢？
热爱生活，从人生日常中发现美享受美。多情善感，是诗人的天性。春风秋月，酷暑寒冬，花鸟虫鱼，海浪沙滩，世事无常，人情冷暖，都逃不过田国生那双“捕捉美感的鹰眼”。他用诗体验自然的真，人情的善，艺术的美，在日常中开发自我，耕耘人生，以艺术化、审美化对抗、消解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的刻板化和碎片化。清晨一杯茶，“把云雾沏进毛峰/把一抹红霞焗进壶底 /…远处的风景/ 都在茶杯里礼节性漫游/包括迷离的梦魇”，在淡薄而宁静的心境中开始有色有香的一天（《早起——致友人》）。美丽的洱海、泸沽湖边，没看见“那一晚的红月亮”，惋惜，惆怅，思念，想象，于是陪伴“云南的云 等着/下一次红月亮的光临”，她是“那一晚的红月亮”的升级版，“那是天之蓝云之南 /孔雀般的心思”（《那一晚的红月亮》）。唯美的诗句，让人难以自抑地沉醉，似要唤回迷失的诗意和灵性。尽管把艺术和审美融入生活并非易事，人们还是要在有限时空里找到生活的美感，哪怕只稍稍软化有些发硬的人生。《我们的笑》就是这样的一首诗。中秋去水库度假，“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笑/是一锅沸腾的粥”，放飞自我，纵情大笑，把平日的疲惫不堪消除,把辛劳背后的压抑、沉重、焦虑暂时忘却，于是发现了有限闲暇里的诗意:“我们的阳光/在锅底/我们抱回的柴火/是喜鹊留下的树”。然而这诗意不能绵长，因为生长诗情的“月亮仅给我们一天的时光”。虽然心的疲累只能软化而不能驱除，我们依然珍惜那宝贵的诗化瞬间:“我们渐渐抬起头/借月色柔化我们/有些粗浅的笑容”。
守护精神，构建具有自由生命状态的个体。田国生不能忍受精神的堕落与落寞，不愿做精神的漂泊者，不甘与“冰冷的宽敞、富足”相伴，写下《我跟小朋友数雨点》，童趣盎然，童心闪烁，呼唤阳光灿烂的心灵和五彩斑斓的梦想。“我说，记住，你们扬起脸 数风吹过/我低下头，跟你们数雨点”，“童话着白雪远离现实的个性”被激活了。回忆、重温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童年，歌唱与人生开端、生命起点同在,有无邪陪伴的童心，就是抗拒、洗涤异化对精神的污染，回归本心、初心。儿时的梦想一去不返，现实的人生不能没有精神家园。他献诗向远方僻地的一座新华书店致敬，只是因为它坐不改姓行不改名，为读书爱书的玛多人“守住这座几代读书人心中的城池!”他“踅/回转玛多的新华书店/把已经调转的船头摆正/让负笈远行的书卷扎紧/让每个渡口眺望黎明”（《远方，有座新华书店》）。他想说的是，把被“速度与激情”绑架的船头“踅回”理想与信仰的航道，现代化途程的每个“渡口”都有航标指引，船行才不会迷失方向。精神的雄起是个性张扬、生命自由的标记，诗人在广袤的戈壁滩上纵情放歌：“所有的飞流直下在这儿相形见绌 /所有钟灵毓秀和风花雪月/都被雅丹地貌褫夺”。那是一块精神的高地，“雄起 铁性 高亢 勃发 热烈 雄浑/穿越历史”的生命元素流入血管；那是一座精神的家园，“人文，地理/国家，民族”的基因注入灵魂。“我们行走，我们同在！”它赐予你崇高的审美，它形塑你无悔的人生，“做一个挺直的人！”（《向黑戈壁致敬》《在黑戈壁陈列馆留言》）
与爱同行，在向善中实现自我。爱的暖洋承载着田国生的生活和写作，确证了他的人格修为和诗歌品位，也滋润着读者的心田。他的爱是博大的，“跪于爱！”不仅仅属于刻骨铭心的爱情。献给处于生存困境的底层人和受难者的诗，更彰显了他的悲悯情怀。《元宵愿》开头就有个令人心酸而无解的设问：“如果用一个汤圆能遮住十五的月亮 /留守的孩子们会怎么想？”诗人以沉重而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孩子们孤苦、空寂、无奈、自慰的童真心理：“留守的儿童们会祈祷：月亮不必太圆 /当然，汤圆的火焰/会吞噬思念和愁苦/白糖与红糖都会在睡梦中/焦化 碳化 气化”，读来苦涩心痛，灵魂难安；爷爷奶奶把自家种的糯米换成电话费，“把糯糯的情感懦懦地打给外出谋生的子女”，三代人心理之苦精神之困泪浸纸上；最后，诗人悲情难抑地写道：“今天，汤圆在一些家庭/是绚烂的肥皂泡 /在一些家庭是黑色的泪珠”。这首诗既有直面现实的冷峻，又有温暖人间的爱恋，发自内心，出于天性。国生对生活中“爱的沙化”极为敏感，《我的忧伤》《春天，对不起——祭我们忧伤的岁月》《忧伤》三首诗，把他为爱的淡漠与隔阂、远离与失去而忧愁、伤怀的隐秘心思写得朦胧迷离而又有迹可循。
这种对人间的爱在《2018的“山竹”》上升为融合了忧患意识的对人类和大自然的爱。读它会自然想起德国浪漫主义和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一场台风，使诗人痛感人类的自负、无知和自然的尊严、力量，激发出强烈的愧疚心和审美想像。他以儿子的身份复盘那场灾害，“那一场台风，叫‘山竹’的台风/是母亲的一场失恋/母亲的失恋，自然是台风级的”，也是被人格化了的比喻和想像新鲜贴切，暖心动人。地球母亲用亿万年的热情“构筑爱情”，滋养万物，不高兴了还用沉默、隐忍发出“预警”，可儿子只知索取和享受，忘了她的养育呵护之恩，受到“惩戒”幡然醒悟，才发现“我们的眼晴里/满是母亲愠怒的泪痕 /满是江河湖海，树木树林的病态愁容/从此，我开始用母亲的法则敬畏时空”。诗塑造了地球母亲崇高亲切的伟大形象，意象丰富，联想奇妙，情绪饱满，是全球化背景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现代生态文明理念的诗性表达，是诗人爱生命、爱人类、爱自然的博大爱心与诗心的艺术再现。
面向未来，追求平凡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田国生的诗性人生中，面向未来是其先锋性的出发点和归宿。还是少年的他，就想摆脱倚门远眺又走不出视野的日子,“在黑暗与黎明的交界处/在沉睡的村庄/翻山越岭/寻我春天”（《我的忧伤·冬眠之后》），写下一些“无主题变奏”的稚嫩习作；当青春的他“以裸雕的站姿”告别乡村师范，就立誓要“引吭飞向二十一世纪”（《母校的光辉》），与“崛起的诗群”共朦胧，和浪漫、激情的时代同呼吸，《对洁白世界的执意挽留》《深秋写意》等诗，叩开了诗歌的大门；从青年到中年，他成长成熟，一面劳心于职业、劳形于生计，一面以“极为个性化的独特体验”，镌刻下峥嵘的岁月，人生的花期。
诗集里的最后三首诗集中展现了田国生面向未来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超新星的三体世界!》是他的“科幻”。仰望星空，那个现代与未来相互穿越，虚构与真实频频交织的奇妙世界，使他对未来世界产生无尽的遐想。那些征服自然的“法则”已成过去，只有不断顺应大自然的“演化”，人类文明薪火相传的伟大信念才能实现。这不，“宏大的叙事还等着超新星/表态呢”。《扣紧未来》是田国生向自己和他人“终将逝去的青春”的告别词。青春是美丽的，但枫树下、竹林处、小石凳上“许多的故事”已深埋心底，可回味不可沉迷，人生的新阶段扬帆起航，“力量只在十指/早已不在桅栏”。“扣紧十指”是青春留给我们的唯一箴言，锁住命运的咽喉，掌控自己的人生，让理想之舟稳稳驶向彼岸，“紧和十指 /让恒温升起/让海目击！”他对走向未来充满自信和豪情。《我停下车，告诉你们！》写于2021年初，是诗人开始新的人生之旅时，向读者向生活了27年的城市的真情告白，乃诗集的压卷点睛之作。全诗充满明媚的阳光，给还在困坐愁城的人们带来了冬天里的春天，温暖，抚慰，勇气，信心。“我是一个底层的人/但并不肤浅”，身在底层不以底层为耻，活得平凡不以平凡为羞，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高贵。“我近距离跟踪过这个城市的谈吐/在现代气息里煲一锅不俗”，他不仅贪婪地呼吸、享受着这座城市的现代气息，还要求自己的思想、行为配得上它，为它增添点什么，所以他“最难的时候是栽种的理想/干瘦 青黄不接”，而非个人功利的不能满足；也因此，当遇到“公路的岔道/我学会在生活的交接处转弯”，并按下暂停键，珍惜从不完美的城市获得的积极生活的力量，珍惜从平凡生活中找到的自尊和自信。于是他的五官感觉有了新的感悟和发现，看到了以前没注意到的细节、现象，积累了新的记忆和新的思考。比如：“环城公路上/寻找年久失修的小巷/和灰色的墙壁”，又如：“我会给一切路过的人让路/对小摊小贩充满敬意/银行的窗口/我希望有更多的排队/儿童在书架上查找暑期”。太普通了，太平凡了，诗人“停下车”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些平凡中有价值，精神上有高贵的生活中的日常。看吧，他带着27年里从这座城市获得的一切，开始精神上的又一次远行，带着“我爱你们！/孩子 少女 云彩 书卷 茶晕/基至还有离我很近的高温”的胸怀和信念，还有不老的诗心和末泯的诗意，迎接人生又一个阶段的“折腾”。我相信，发出“我已出征，荷枪实弹！”誓言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一座城。
四
“我从1980年代走来，1980年代才是我的故乡。”从田国生在《自序》中的夫子自道，我们找到了他的人和文走向自觉的起点，他的精神原乡。借用卡夫卡的说法，这是他“个人的存在”的“锁眼”。他就是从这个锁眼去凝视生活，体验生命，那个理想、浪漫、希望、思考的年代一直在他的人生和写作中回响。1980年代的启蒙精神构成了他的思想底色和精神底蕴，《花期峥嵘》正是这一启蒙精神诗意化的延续、回望、超越、反思。这是一个外乡人蜕变为都市人诗意化的心灵小史，一个异乡人与陌生的都市在精神上共同成长的生命镜像，一个爱深圳的业余诗人献给这个都市的文化记忆。
田国生是一个积极入世、关注现实的歌者。他的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血肉相联，他的生存处境与生命体验和社会良知与现实人性密不可分，诗集显现了诗歌与现实、个人情感与家国情怀的融合。改革开放时代是当代中国精神文化发育得最好的历史时期，而深圳是这种精神的先锋性表现得最集中鲜明的“文明的风暴中心”之一。难得一遇的天时地利为国生提供了表达思想、心灵转型的欲望和机遇。他是以个人化的书写介入现实，从心理的途径去折射社会生活的风云迷幻。从《太阳与深圳》到《我停下车，告诉你们！》，都市与生俱来的光晕和气质，都市的运转法则和生活法则已逐渐内化在他心理结构的深处。所以他往往能够从“我”的视角去肯定人的价值和个体的尊严，关注都市人的生存困境，揭露、批判都市异化对人的压迫，以超拔的精神追求对抗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活的控制。他对美的枯萎和爱的沙化痛心疾首，呼唤以爱为核心的道德关怀进行自我救赎，疗救都市人的精神创伤。平心而论，国生都市诗的现代性确有较丰盈的人文内涵，并未因个人书写而局限于逼仄的空间，走向怀疑主义、犬儒主义、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守住了诗歌创作的思想、精神底线。但我觉得他在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上还有广阔的空间，在对生命体验的广度和力度上还有扩展、强化的余地。都市生活中的苦难、愚昧、罪恶、麻木及其内在的人性幽暗和背后的资本与权力勾兑，那些时代大多数人关切、沾着污泥血痕、能引起广泛共鸣的问题，也应当在诗人心灵中形成响亮的回声和浓重的投影。不应该照搬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歌中的神秘、诡异、荒诞、虚无、变态，和极端个人化的自我扩张，中国当代的都市诗人更不应回避道义的承担和良知的选择，都市诗人不能没有开掘人性和拷问灵魂的沉重、痛苦、嚎叫、撕扯、悲剧性……。
田国生还是一个爱智慧、不媚俗的歌者。他既有诗性自觉，又有理性自觉，追求诗的灵性和思的凝重融合，以进入诗本体，保护缪斯的高贵。他写诗，贴身紧逼感性世界，念念不忘理性世界，以缘情为诗的底色，以言志为诗的超拔。读他的诗，既能感受到都市原生的生活韵味，也能领悟到蕴蓄其中的现代意涵，那是他敏锐丰沛的感性直觉和沉吟静思的理性之光互渗互融的结果。诗集中的多数作品不同于传统的抒情诗，是一种知性化的抒情，像是带有“九叶派”的书斋气。这与他既教数学，又兼学文、写诗，“常常在数字、定理、抽象性上与诗歌互置”的生活密切相关。正如吴思敬先生所言，既能从诗歌中悟出一种数学的美，也能从数学中体会出一种诗意。由此带来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的特点，使他对生命的体验和把外在世界内在化，自然趋向于感悟与认知的结合，从而进入诗与思同一的境界，为读者提供有价值的精神、思想向度。他的“思”，主要不是来自西方哲学的直接影响和西方美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间接影响，而是从对现代都市生活反复、痛苦、丰富的生存与生命体验中提炼出来的有血有肉的经验、意识，摆脱了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同流行的、媚俗的、碎片化的思想观念划清了界限。所以，他的诗总体上有一种不俗的精神气质，那就是在坚执寻找精神栖息地的过程中崇尚崇高，不弃浪漫，独立思考，而又不断回归淳朴的本心。在世风浮躁、人心消沉的当下，这更显难能可贵。勿庸讳言，国生的“思”仍有不小的缺憾，特别是历史意识的淡薄、柔弱，限制了他的诗作情思的深广度。在感悟与知性融合的背后，沉潜于其中的历史意识对提升生命的体验，整合对生活的认知至关重要。只有把它内化为主体自身精神的一种自觉意识，在进人历史时敢于触碰它的痛处和深处，努力呈现对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的求索，才会有直正的现代性，才能写出完整意义上的都市诗。在这方面，国生应该也可以有所突破。当然，在诗与思的融合中，如何求得思想与艺术在更高层次的平衡，特别是提升与诗情诗意相契合的节奏、声调和韵律的音乐性，提高对现代诗歌形式进行探索的自觉性，也是我对他的期待。
【附记】断断续续写出以上的文字，虽然冗长，也只是把《花期峥嵘》从思想内容上作了一番梳理和评价，评论的视角和方法主要还是社会学而不是美学的。之所以“跛脚”，精力不济是主要原因，加上有时还觉得现在谈美学谈诗艺是否太奢侈，但根本上还是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美学观念的局限。之所以硬写，除了生命长绿的师生情谊，还有二因：一是田国生的经历、写作和严春芳非常相似，他们都是从1980年代走来，他们的业余诗歌创作又都以1980年代的启蒙精神为思想底蕴，虽然诗艺上一个偏于传统，一个偏于现代，但都远离媚俗，以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为乐。我对这样的学生，除了喜欢还抱有敬意，所以去年写了《追求内心的真实——读严春芳的诗歌散文》（《长江文艺评论》2023年第5期），今年仍不揣脑衰笔拙写了这篇跛脚的评论。二是我喜欢文学是从诗歌开始的，诗歌把我引进文学之门，虽然我不会写诗，以文学理论为志业的成绩也平庸无奇，乏善可陈，但终生感谢诗歌，这两篇文章就是我对诗歌的敬礼！
二0二三年十一月廿三日
于武昌严家湖畔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壹点号 严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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